如标题所述的问题是前阵子在一个社工群里聊天的时候发现的，大家主要聚焦在三个问题上：

1、该不该送礼物；

2、送什么样的礼物好；

3、送了之后有啥作用；

讨论的时候在群里有人做了如下表达

回想起之前参与一线服务的时候，也会遇到服务对象参与度不高等类似的问题，而“发礼品”则成为一个可以被“依赖”的“灵丹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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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问及到“发礼品”的意义及效用的时候，通过社工的反馈我总结了如下三点：

1、项目开始时建立关系的作用；

2、项目开展时吸引参与的作用；

3、项目进行时激励的作用。

从这可以看出“礼物”了社工和服务对象之间一个纽带，而这个纽带的作用还不小。同时我发现在设计项目的时候很多社工在绞尽脑汁的思考，礼物该买什么？该怎么送？

但根据之前评估过的各种类型的服务项目，从社会工作项目的设计逻辑来看，服务成效的达成与有无“礼品”之间并无明显的相关性，这就值得讨论：礼品应该做为一种什么样的形式（角色）存在在社工服务中？

从社工的服务逻辑上来看，当做完一项服务时，我们期待服务对象至少达成以下两点：

1、在原有问题、困境上有所改善；

2、能够通过服务建立起一种关系网络以产生支持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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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送礼物”这一设计，对于达成这两个目标是否具有效果？

首先“参与”和“持续参与”是社会工作服务达到目标的基础保障，使服务对象“参与”和“持续参与”也是社工对于“送礼物”的功能的期待。

对于“参与”“送礼物”大致没什么争议，尤其是在困境人群的服务中，适当的礼物起到了救急的作用，能够迅速拉近关系，获得服务对象的信任，有了信任的基础，变为服务的投放便能下沉、到位提供了一个保障。

而在“持续参与”中，这便涉及到目标的转化，换个说法是服务对象为什么要跟随我们的服务。刚刚前文所述，服务对象原有问题、困境的改善是社工与服务对象的设计开展服务的目标，在服务中，社工与服务对象的目标一致性是达成服务目标的一个重要因素。

根据群中社工的观点，要礼物仿佛成了服务对象的一个目标，从大家的反馈来看，礼物在吸引服务对象“持续参与”的作用要强于项目目标。显然这不是一个正常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是社工与服务对象在服务过程中的目标一致性出现了偏差。

服务对象参与活动的考虑

这就导致了一个结果：

因此在“持续参与”这个维度，“送礼物”是负面的方式。

其次，为保障服务目标的达成，服务过程中的社工与服务对象需要成为一种“协作者”的角色关系。

在这种角色关系中，我们应该注重社工和服务对象的权利与义务的配额情况，在很多项目的评估过程中，有观察到一个现象，服务对象老老实实的坐在那里听社工说，社工说要做什么也跟着做，做完之后拿着礼物就走了，这算是比较理想的状态。

有些项目服务对象想办法早拿东西早走，社工和服务对象之间的协作关系基本告吹。

而机构提交的材料也只能是一堆描写了做了多少次活动、有多少人参与、大家开心不开心的报告，在服务对象原有问题、困境上并未有所改善。

在服务对象解决困境、争取未来福祉的动力尚未培养形成之前，通过送“礼物”的方式吸引他们参与服务所产生的效果，是负面的。

这种负面主要体现在“急功近利”上，也就是说，社工在提供服务的时候，并未将服务对象摆在适当的位置就开展服务，由此又使得服务目标游离在服务对象的视野之外，服务关系在服务对象看来就变成了“礼物”与“我来参与活动”之间的交易关系。

所以，送“礼物”是个值得去思考的问题。

首先，服务目标的明确是好项目的开始。

据我调查所得，很多机构的项目策划里都包含了礼物的费用列支，甚至服务购买方也觉得不送点东西就不太对劲，但是我们所要传递的福祉目标绝不仅仅是转支性的将服务购买方的资金换个形式提供给服务对象。

因此，依然需要社工从服务对象的需求，或者从整体环境发展的需求来着手明确目标，目标树的终端依旧应落到行动上，而非抽象的概念上。

其次，转换交易关系重构服务关系。

如前文所述，因为乱发“礼物”导致了服务关系在服务对象看来就变成了“礼物”与“我来参与活动”之间的交易关系。

所以在明确服务目标的基础上分发“礼物”的度应控制在：

1、不对服务目标喧宾夺主；

2、与服务阶段性目标契合，比如做社区垃圾分类项目的时候，可以在实践环节分发特质垃圾袋，并给予使用目标；

3、可替代性强，使得拿社工的“礼物”成为一种便捷存在而非逐利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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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后，倡导服务购买方在意识上重回社区、社会本质。

在调查过程中，大部分的社工会告诉我项目的周期大多在6-9个月甚至更短，能够以年的时间单位而计的项目少之又少。

虽然有些机构在社区驻点很多年，但因为很多服务都是项目制，从一开始的关系上，机构就并未对社区形成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嵌入。

外加上级购买方对于机构的各种阶段性考核迫使机构需要不定期的拿出成果，使得机构与社区的关系在不停的建立—发展—结束—重构，“急功近利”便贯穿了整个服务链条。

而“短平快”的政绩视角又使得服务成效难以积累。这些在我个人看来，是导致本文所讨论现象的终极因素。

因此，如果说上述明确目标、转变交易关系是“术”层面的方法，那倡导服务购买方在意识上重回社区、社会本质则处在“略”这一层。

关于如何倡导，本文不在赘述，请参考《社会政策实践》一书给予的策略。当然，机构的管理层应该更擅长。